4月1日，星期三，南京的周女士带着二年级的孩子坐上了去往杭州的高铁。从苏州到杭州，仅需不到一个小时，车窗外面，春山郁郁葱葱，大片的油菜花已经开放。他们迎来了南京的第一个春假。
在杭州，他们在西湖周边游玩了一天，又去了浙江省博物馆、科技馆等场馆，3日回到了南京。“趁着清明节前的三天，游客还不多，可以放松地旅游。清明节三天，我们准备在南京本地再踏踏青，享受这个春天。”周女士对新京报记者说。
4月1日至3日，江苏、安徽、贵州等地的中小学生率先进入“春假时间”。江苏、四川不少城市把春假接在清明假期之前，形成6天长假。浙江多个地市则采取错峰安排，杭州将春假放在4月28日至30日，与“五一”连成8天假期。山东、湖南、贵州等省份也在今年春天第一次明确提出，在全省范围内建立中小学春秋假制度。
过去，“春假”更像是一个概念。人们熟悉的是寒假、暑假，以及大学校园里偶尔存在的“春游周”“劳动周”。但在今年，春假第一次以大规模、成体系的方式，从地方试点走向更大的地域。
过去20年，中国社会关于春假的讨论更多停留在“该不该放”，到了2026年，人们面对的问题已经变成：春假到底怎么放？谁能陪孩子放？春假会给城市和家庭带来什么？
2026年，春假来了
今年的春假，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模式。
第一种是“清明连休型”，与清明假期衔接，形成连续6天假期。第二种是“五一拼假型”，春假定在4月28日至30日，与“五一”假期连休，最多可以获得8天假期，成为与春节相同的全年最长假期。杭州市钱塘区甚至推出“全国最长春假”，除初三年级外，中小学从4月26日（星期日）至5月5日（星期二）春假、劳动节放假、调休等，总计10天。
浙江省教育部门提出，春假既不能与全国统一假期完全重叠，也不能让所有城市在同一天出行，否则会造成景区、交通和住宿资源挤兑。于是，不同城市根据气候、旅游旺季、教学安排，自行选择春假的具体时间。
此外，山东、湖南、四川、重庆、广东等地，虽然今年尚未全面铺开，但已明确提出建立春秋假制度，或者在部分区县、部分学校先行试点。
山东由教育、文旅、人社等13个部门联合发文，要求各市根据本地气候和教学实际，研究设置春秋假。湖南提出，春假和秋假一般安排在4月至5月、10月至11月之间，每次2至3天，可与法定假期连休。四川则允许各地根据自身情况，与清明、“五一”组合成6天左右假期。
据不完全统计，全国已有8个省份、数十个城市宣布推行春秋假，另有多个城市和区县进入试点阶段。讨论多年的春秋假，终于在2026年成了气候。
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“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推广中小学春秋假，落实职工带薪错峰休假制度”。这意味着，春假不再只是地方教育部门的一项探索，而成为国家层面的政策方向。这是春假在今年迅速落地的最强政策动因。
4月1日，江苏淮安，小学生在古黄河生态民俗园赏花游玩。图/ICphoto
在一年中最具生机、气候最适宜的季节放假，呼应了人们的期待。
在教育部门的政策期待中，让孩子走出课堂是春假更重要的目的。一个学期长达四五个月，中间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休整，学生很少有机会接触自然、社会和劳动。低龄孩子很难持续高强度学习一整个学期，中间需要一个短暂的缓冲。
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在采访中指出，当前中小学教育节奏偏于单一，学期内部缺乏必要的节奏调节，容易造成学习疲劳；在学期中设置短假，有助于恢复学习效率，也有利于学生身心健康发展。
同时，一个新的假期也有望成为新的服务消费增长点。
有文旅研究机构分析指出，当前中国旅游消费呈现明显的“假日依赖型”，需求过度集中在少数长假时段，而通过春秋假等制度安排，有助于形成更加均衡的出游节奏，对释放文旅消费潜力具有积极意义。
今年3月，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》，明确“鼓励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探索设置中小学春秋假。”去年9月，商务部等九部门印发的《关于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政策措施》，也明确“优化学生假期安排，完善配套政策。在放假总天数和教学时间总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，鼓励有条件的地方结合气候条件、生产安排、职工带薪休假制度落实等因素，科学调整每学年的教学和放假时间，探索设置中小学春秋假，相应缩短寒暑假时间，增加旅游出行等服务消费时间。”
这些政策都将学生的春秋假作为推进服务消费的新抓手、新渠道、新期待。如今，餐饮、文旅、住宿、交通、研学、亲子娱乐等被视为新的服务消费增长点，但这些行业长期面临一个问题：需求过于集中。寒暑假、春节、劳动节、国庆节，每逢长假，景区人满为患、机票酒店价格上涨，而其他时间，很多景区、酒店和文旅项目又长期处于淡季。
春假恰好可以将一部分家庭消费从传统长假中分流出来。有研究机构学者分析认为，春假本质上是一种“制度性错峰安排”，通过制度设计引导消费从高峰期向平峰期转移，可以在不增加总假期的情况下，提升整体消费效率。
多家旅游平台已经感受到这种变化。进入3月后，亲子游、周边游、研学游、赏花游的搜索量明显上升。杭州、南京、苏州、黄山、安吉、成都、青城山、洛阳等城市，成为春假期间最热门的目的地。
4月2日，首个春假第二天，四川雅安，众多游客、户外爱好者沿古路村绝壁骡马道徒步，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出行，亲子游成出行主力军。图/ICphoto
孩子有春假，家长犯了难
不过，当春假真正落地后，一个现实问题很快出现：孩子放假了，家长并没有放假。
这也是围绕春假争议最多的地方。在很多双职工家庭里，中小学放假意味着新的照料压力。尤其是低年级孩子，如果父母既没有年假，也不能请假，那么春假就可能从福利变成负担。有公共管理领域学者在接受采访时指出，春假涉及的不只是教育问题，更是劳动制度与家庭结构的协调问题。
前述来自南京的周女士是初中教师，放春假顺利成章。但很多其他行业的父母，目前还并不能跟着孩子一起放春假。“现在南京一些企业也鼓励家长休春假，可以和孩子联动。但还没有广泛推行，我的一些朋友就没办法带孩子一起在春假旅游，一般让老人带孩子在本地踏青，旅游还是要等到清明假期。”周女士说。
文化和旅游部旅游质量监督管理所所长刘建明指出，国内旅游客群主要由以孩子为中心的家庭、以大中学生为主的青年、以退休人员为主的老年人以及入境游客构成。其中，以孩子为出游中心的亲子家庭游客占比颇高。由于孩子只能在寒暑假出游，学生假期与家长带薪休假未能良好匹配，极大限制了家长的出游选择，也使得带薪休假难以有效落实。
破局之道的关键，是落实职工的带薪休假，与中小学春假相结合，形成社会的普遍春假。今年全国两会期间，多位代表委员提出要把春假与带薪休假联系起来，有全国人大代表提出，应通过企业激励和政策引导，让家庭能够真正共享假期。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在提出“推广中小学春秋假”的同时，也提出“落实职工带薪错峰休假制度”。
一些地方已经开始尝试配套措施。浙江衢州鼓励机关、企事业单位把职工疗休养与学生春秋假衔接，实行弹性休假、错峰休假；金华教育系统内部，带头为有孩子的职工提供调休便利。对无法请假的家庭，不少学校开设公益托管班，安排阅读、体育、手工、科普活动，解决“带娃难”。山东、湖南等地在文件中提出建立课后托管、少年宫活动、社会实践基地等配套服务。
但从现实来看，真正实现孩子和家长一起休假，仍然不容易。中国带薪休假制度长期落实不足。许多企业虽然名义上有年假，但员工很难真正休。民营企业、服务行业、制造业的一线员工，更难根据孩子的假期自由请假。
有教育界资深学者表示，春假制度的关键不在于“放不放”，而在于能否形成社会协同，包括企业、学校与公共服务体系的共同配合。因此，春假的制度仍需进一步完善。
4月1日，安徽巢湖，小朋友参加春假写生活动。图/ICphoto
跨越20余年，春假写进政府工作报告
实际上，春假并不是突然出现的，它经历了漫长而反复的历史。最早甚至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农村学校的“农忙假”。那时，中小学会在春耕、秋收时短暂停课，让学生回家帮助农活。后来，随着双休日和统一学制建立，“农忙假”逐渐消失。
现代意义上的“春假”讨论，则始于2004年前后。当年，教育部在调整中小学课程安排时，提出可以根据地方特点探索春假、秋假。当时，国内已经普遍实行“五一”黄金周，旅游业快速增长，很多学者认为，中国的假期结构过于集中，应该学习欧美和日本，在学期中间设置短假。
率先行动的是杭州。2004年，杭州部分城区中小学开始试行春秋假。春假通常安排在4月底，放3天左右；秋假安排在11月前后。由于可以和劳动节或国庆节假期衔接，杭州孩子一度拥有“全国最长假期”。此后，北京、广州、福州、恩施、佛山等地，也曾零星尝试春假。有的学校称其为“春游周”，有的称为“综合实践周”，本质上都是在学期中增加一段休整时间。但春假始终没有真正推广。
转折出现在2021年之后。随着教育理念变化，减少机械刷题、增加实践教育、让孩子有更多户外活动，成为新的方向。与此同时，随着文旅消费的兴起，地方政府都在寻找新的文旅增长点。于是2023年，一些省份重新讨论春秋假；2025年，浙江首次在全省范围内试行春秋假；到2026年，春假终于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，成为全国性议题。
某种意义上，这场小步探索了20多年的假期实验，终于迎来了真正开始。
春假将检验城市服务能力
随着顶层政策的支持，春假正在全国大范围落地试水。有高校教育学者指出，当前中国基础教育正在从“时间密集型”向“质量导向型”转变，适度打破原有时间结构，是教育改革的重要一步。
但春假也很难在短时间内，变成全国统一的制度。中国不同地区的气候、产业、学校节奏差异很大。北方4月可能还没有真正入春，南方已经进入旅游旺季。有的地方适合与清明连休，有的地方更适合接在“五一”之前。有的城市有成熟的亲子文旅资源，有的地方更需要托管和社区服务。
因此，春假不太可能成为类似“五一”“十一”的全国统一长假，而是在国家政策基础上，各地根据自身情况，自行决定放几天、何时放、如何提供配套服务。目前的春假，基本以城市为单位展开，甚至城区都可以制定各自的春节政策。
有公共政策研究者认为，春假可以被视为一种“时间治理工具”，通过优化时间结构提升社会运行效率，但其成效取决于配套制度能否同步跟进。
未来几年，真正决定春假能否持续的，不只是孩子能否放假，而是春假之外的一整套制度：家长是否能休假、学校和社区是否能托管、城市是否有足够的公共服务。这对于城市的政策协调能力、服务能力都是一次检阅。一个让市民真正拥有获得感的春假，也将成为“服务型城市”的鲜明体现。
毕竟，假期的意义，从来不只是休息，它关乎一个社会如何重新分配时间。当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在四月的某天，一起走进山野、博物馆、科技馆或一条陌生的小路，春假已经不仅是一项教育政策，而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。
新京报记者吴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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